王树青 编辑 王秀华

　　“蓝天作帐地作床，黄沙伴饭可口香，狂风为我送歌声，广阔天地摆战场。要以我们滚烫的汗水，把乌兰布和沙漠浇灌。要以我们战斗的歌声，唤醒那沉睡的阴山。”兵团的岁月渐渐远去，然而这首内蒙生产兵团之歌仍经常萦绕在我耳旁，那些事、那些人也时常在静夜中闯入我的脑海，一次次变得清晰。

　　记得我下乡时，珍宝岛战事刚结束，国内大批学生面临就业问题。毛主席发表《五·七指示》，林彪(后被确定为反革命案犯)发出一号令，组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当时的口号是“屯垦戍边，寓兵于农”。于是，从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青岛、上海、浙江分批征来的十万多个兵，被组建成六个师。我在一师四团八连。驻地是河套平原杭锦后旗太阳庙。

　　当时，兵团政审要求很严，我能去算是幸事，因为我的档案里有居委会塞进的“是保守派，执行刘邓路线的急先锋”的鉴定。1972年我入党时，指导员找我谈话。他说，我们刚到的时候，兵团正处于草创期，连营房都没有盖好。于是，我们被放在了杭锦后旗一中，军训一个月。一天，战友们和河北民工比赛摔跤，全部败北。大家听说我学过南拳，便来怂恿我去和强壮的河北民工比摔跤。因为我获得了完胜，所以连里战友们给了我“大力士”的称号。不久，连里提拔我当了班长。

　　去兵团时，我带了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和一本《唐宋词一百首》。里面的内容我几乎都会背。在兵团三年，我一直有参与连里黑板报的写写画画，还天天学、天天讲，常常参加公益活动，干过做苕帚、捡牛粪等活。后来，我被评为先进，参加了师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大会。

　　我当年所在的兵团是一支特殊部队，有北京军区的番号。我们武装连队的军训抓得很紧，练正步齐步走、练刺杀、练爆破、练射击、练投弹，寒来暑往，风雨无阻。在冲锋枪实弹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两个项目中，我获得了全团第一。我为连里争了光，也让人高看一眼。

　　实际上，我们除了备战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备荒。当时，我们半天训练，半天农垦。任务是改造沙漠边缘的荒地，推广优良品种，引黄河水种稻子。我参加过优良品种培训班，插过秧，还在黑板报上写过自己作的诗。由于土地贫瘠，印象中，这里的麦子长得只有筷子那么高，产量很低，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。我们只能挖渠灌溉，挖排干渠，引黄河水，洗去土地里的盐碱，以此维系农业生产。

　　我们的津贴和部队一样，每月5元钱，22.5公斤粮。为了备战备荒，我们还要节约粮食。长身体时的战士们，不分男女，都吃不饱。能干活的也能吃，两个馒头下肚后，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食堂。当班长、排长的，再能干，付出再多，也就这个定量。当时，女排战士会把省下的窝窝头送几个给男排战士。一次，我父亲听说我干活得带头，经常挨饿，摘吃马路边酸溜溜的小果充饥，于是寄来一大包炒米粉，还有海带等。寄来的东西后来分给全班战友吃了。兵团三年，除了过年过节，我没吃过一顿饱饭，但这三年的磨砺就像喝了人生垫底的老酒，以后我什么酒也不怕了。可以说，兵团炼就了我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、坚韧不拔的作风。

　　兵团的生活并不枯燥，现役军人很多，是按部队管理的。我们可以打篮球、打乒乓球，还能在水渠里游泳。我还被抽调到团篮球队，参加过全师的比赛。年轻人总是朝气蓬勃的，尽管生活艰苦，也乐在其中。所谓“苦不苦，想想红军两万五；累不累，想想革命老前辈”。而我在兵团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知识，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我们白天军训、劳动，夜晚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。营区里有几个空屋，也常常成为我读书的好去处。

　　1971年，团里让我参与到上海接兵的任务。我驻在南翔，任务是向招兵对象介绍兵团军训、劳动、学习、生活等情况。1972年9月，组织推荐我到包头师范学校就读。因为我在全连大会上表过态，要一辈子扎根边疆，而我刚接了上海兵回来，便向组织推辞。指导员说，我们马上会上交武器，兵团要交地方，改为农场。我这才离开兵团，上包头师范学习。毕业时，我被包头革委会提前抽调到政治部。后来，我又考上了南开大学经济系，学习政治经济学。毕业后，我本来可以回到温州，但还是留在了内蒙古任职。

　　我永远忘不了荒漠的景象。塞外的月亮分外明亮，离地面很近很近，似乎懂得相思的情感。隐隐绰绰的乌兰布和沙漠就像“十面埋伏”，暗藏杀机。我也忘不了当年指导员、连长和战友们的面孔，忘不了响亮的劳动号子声，忘不了战士们摸爬滚打的练兵场……

　　桑梓情深，故土难忘。我思念家乡，怀念故去的父母，惦念着兄弟姐妹和少年时的朋友，但我无悔。我热爱内蒙古，我是温州蒙古人！如今，兵团的岁月已经远去，但我扎根边疆的誓言没有随流水漂去，而是实实在在地被写在了内蒙古大草原上。